近日，关于“散装卫生巾”的新闻引发了大众的关注。除了对涉事卫生巾真假的反转外，更引发人们关注的是卫生巾产品安全、低收入女性卫生需求的庞大而失语的问题，甚至引发了对女性普遍困境的讨论。

对于散装卫生巾的关注，源于一位网友偶然间发现网络平台上售卖大包装卫生巾。问答区中“建议大家买有牌子的吧——生活难、我有难处”的沉重对话，将“散装卫生巾”推上了热搜。

由于这些散装卫生巾的价格远低于日常售价，群众怀疑其是否为“三无产品”。而售卖方的店铺内则已公示企业卫生许可证等资质材料。随后，许可证上企业称该店铺冒用了公司证照，公司没有生产过散装卫生巾。涉事卫生巾下架后，有一种声音认为“用这种卫生巾的人不关心是否三无”“别让购买的人失去最后的通道”，直指在买不起卫生巾的人面前追究卫生巾优劣，是一种何不食肉糜般的优越。

散装卫生巾当然不能、也不应与伪劣产品等而视之，但以关爱、悲情、不得已为由为三无甚至伪劣、假冒产品辩护也缺乏合理性。女性难以负担卫生巾费用的“月经贫困”和伪劣卫生巾充斥市场，是提升女性生理卫生水平同时面临的两大问题；不合格卫生巾也绝非“无经营许可、没有精包装但价格低廉”这么简单。

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，可搜索到因生产、销售假冒、伪劣卫生巾被判处刑罚的案件共计13件，罪名涉及生产、销售伪劣产品罪，假冒注册商标罪不等，多家知名品牌均有涉猎；除假冒外，部分自行制造的品牌质量同样堪忧。伪劣卫生巾已隐隐形成黑灰色产业链条，从网上采购卫生巾、制作假冒外包装、分装、电商平台分销实现犯罪的流水作业，其规模也超过大家想象。

加强对卫生用品市场监管及司法打击，清理、整顿三无产品，不是无知的冷漠。因为三无卫生巾真正压缩的成本是基础质量保障，这并不是对低收入女性的关怀，而是在同类市场中，以劣币驱逐良币，攫取超额利润。对其放任不理，才是对女性、尤其是低收入女性的真正伤害。

在有关卫生巾的讨论中，也有反对声音：“不知道是谁把这个问题搞火的，非常不应该！”或将“卫生巾贵”和“买奶茶”“抽烟贵”等量齐观，认为“一年也就几百而已”，将之视为女性个人消费问题。将月经与羞耻、污秽相连，谈卫生巾色变与长久以来耻于谈性的文化传统有关，也与生理知识的普遍不足有关。我们郑重地讨论卫生巾问题，是因为月经并不耻辱，而卫生巾问题，本质是国家卫生问题，并不因为是女性或者部分女性所面临的困境，而变成“奶茶问题”。

抽烟与喝奶茶，是个人选择；而月经与卫生巾需求，是女性与生俱来的无可选择。如同我们需要关注残疾无障碍措施、关注贫困人口、关注医疗问题，这是特定群体应该得到无差别社会对待的问题，是无法仅仅通过个人努力解决的问题，是可以也应当“搞火”的大众议题。

这也并非卫生巾第一次被大规模关注。疫情爆发初期，大批援鄂一线女性医护人员陷入卫生用品储备不足窘境，消息传出后，大批卫生巾、安全裤捐赠至武汉。而今天大规模讨论散装卫生巾问题，则是将对月经尊严的探讨，推展至庞大而长期失语的低收入女性群体。

事实上，女性群体所缺乏的，也不仅仅是安全、合格、可负担的卫生巾；女性缺乏的，是一种健康、有尊严的方法来应对生理期，应对独有的性别特征：是能够放心、安心地生育或不生育，而无需遭遇隐形职场歧视；是按照自己意愿求学、婚恋，而不用为哥哥弟弟让位、牺牲……

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，解决一个群体面临的问题无疑是长期的系统工程。对于卫生巾困境，众多慈善组织已经先行一步，开始对贫困女童定向捐赠；清整、打击伪劣卫生巾的行政执行与刑事司法工作也未停歇；公共舆论中关于是否减税、成本与价格的讨论，则朝向共识的凝聚。

问题被关注通往问题被解决。当我们能够开始以客观而非猎奇、关怀而非娱乐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，当“卫生巾”“月经”能够出现在大众媒体甚至标题中，本身就是一种进步。